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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始终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推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我国有14亿人口，其中4亿以上中等收入人群，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中国正在构建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新发展格局，而我国虽然有14亿人口，但从最近几年消费增速看，即使剔除疫情因素，也在逐步放缓。这个现象可能是居民购买力下降造成的。购买力下降首先体现在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接着消费不振会逐级传导到生产、流通、销售等部门，中低收入者的就业与收入会受到影响，进一步影响到消费。中国当前虽然没有明显收缩迹象，但存在压力。

这种压力来自地产。将一个城市的房价中位数除以家庭年收入中位数，可以计算出当地的家庭住房负担能力。按照国际普遍说法，房价收入比在3-6倍之间为合理区间，如考虑住房贷款因素，住房消费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应低于30%。

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小组的一份报告显示，北京房价收入比为33.2倍，上海为31.9倍，深圳为33.5倍。二线城市的杭州、青岛和南京也分别高达15.7倍、13.2倍和18.3倍。根据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测算，2020年中国百城房价收入比均值为13.2。

2020年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高达72.5%，主要以按揭贷款为主，中国按揭利率在全球也是处于较高水平。这表明地产已经高度挤压了居民部门消费力。畸形的房价是经济高增长与套利投机的产物，当经济增速换挡放缓后，居民部门承受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高房价对消费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加大家庭债务负担，它还会大幅推高消费物价。中国人口高度聚集在城市，高房价也会推高商业地产租金，增加商业成本，使得物价超出当地收入水平的合理消费水平。部分人群经常抱怨“三线城市，四线工资，二线消费”，即说明了收入与物价的畸形关系。

根据瑞士银行研究报告显示，上海和北京的咖啡价格超过了纽约、日内瓦等发达国家城市。人们也发现很多中国商品和服务价格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现象。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商铺租金成本高，而西方是人工贵，说明当前的分配倾向于资本所得而非劳动所得。比如一线城市西瓜市场价格是原产地批发价10倍，但生产者和销售员收入都较低。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当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和收入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而按揭还款以及日常消费是刚性支出，就会造成很多人开始省吃俭用与消费降级。住房在大多数家庭当中支出远超30%的比重，年轻一代几乎不可能依靠自己的收入购买住房。目前中国收入分类将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列为最高收入群体，这没有充分考虑一二线城市的居住和消费成本问题。

扩大内需最大的障碍是住房支出过高以及租金推高消费物价，后者会削弱中等收入群体的购买力。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是提高收入增速，同时调控好房价和物价，但目前增加收入需要经济效率提升，短期内很难实现。另一个方法是降低地租，减少其在居民支出中的比重，但这又涉及到金融风险与地方财政的难题。

中国正在计划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其中的关键是提高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力，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及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目前这个循环受到来自地产因素的阻碍。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解决年轻人住房难、住房贵问题，可以有效缓解房价对年轻一代住房支出压力，探索切断地产阻碍国内大循环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