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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阳是中国青壮派经济学家中最活跃的学者之一。从互联网到课堂，他经常上课。“惊人之语”。

或者嘲笑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伯南克，将金融危机归咎于中国储蓄过多“地主家的儿子理论”；或者挑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忽视资本和其他因素也可以创造价值；或者在三年的疫情中，政府长期呼吁向消费者支付资金，作为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手段来刺激经济。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圈，这样的声音并不多。

2022年12月3日，姚阳等6位经济学家发起了《关于开放经济活动的建议》，并提出了7项关键建议。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巧合。不久，新的10项疫情防治工作发布，中国经济发布了一系列顶级意见。作为扩大国内需求的中长期任务战略规划纲要，扩大国内需求已成为2023年经济工作的五项任务之一。六位经济学家的许多意见都包括在内。

当防治政策放开，中国经济即将迎来新的开端时，如何理解中央高层的战略选择？中国将如何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的双重挑战？扩大国内需求有哪些更有效的方法？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技术封锁？观察家网最近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姚阳。

观察者：12月初，国务院发布了《扩大国内需求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2012年，中国将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在此之前，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有许多关于扩大国内需求的讨论。相比之下，中国扩大国内需求的背景和国内需求战略的意义是什么？

姚阳：扩大国内需求规划作为一项长期战略，表明人们意识到国内需求已成为未来中长期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引擎。

规划从顶层设计层面提出消费和投资规模，建立完整的国内需求体系，提出了许多扩大国内需求的方法，特别是提高教育服务质量，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教育，是对教育培训行业政策的过度修订。

我认为支持和规范私立教育的发展非常重要，这表明我们意识到教育领域有巨大的消费者需求，单一的公共教育不能满足教育行业日益增长的需求（603883，股票诊断）。

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所以教育支出是一项巨大的消费支出。中国的服务贸易一年四季都处于赤字状态。恐怕最大的服务贸易就是教育，因为我们在国外买了很多教育服务。可见，高质量教育在中国仍然是稀缺资源。

说实话，国外的教育水平也参差不齐。这给了国内民办教育很大的发展空间，那就是如何鼓励他们发展壮大。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高达14.2%。后来，宏观调控和亚洲金融危机在1999年陷入低谷，出口下滑。2008年以后，外需也有所下降。因此，当时有很多关于扩大内需的讨论。当时，人们认为扩大内需是调整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

12月1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可视为疫情困境下的应急措施。然而，《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从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角度，将扩大内需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观察者：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内讨论最多的是，中国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已经结束。那么，《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是否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出口导向战略有同样的转折点？

姚阳：我觉得如果真的能执行，可能会有同样的效果。

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需求扩张促进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提高消费质量，而不是盲目强调扩大消费份额GDP的比重。

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的国内消费占了我们的比重GDP比例上升相对较快，但不能让消费比例上升GDP比例上升得太快了。由于储蓄与消费的长期关系，消费比例的快速上升意味着储蓄率的下降和储蓄率的持续下降将影响投资增长。中国仍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到2035年，储蓄率不应低于35%，现为45%。

在过去的70年里，我们一直有很强的思维逻辑。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实施了高积累、低消费的国家政策。我们勒紧裤腰带进行原始积累。我们的生活如此贫穷，我们的储蓄率仍然很高，高达三分之一。

改革开放后，国家不再强制储蓄，但由于我们正处于发展的追赶阶段，经济以出口为导向，财富迅速集中，这也导致了高储蓄率。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力，我们的工资就不会上升。因此，我们家的可支配收入占GDP其比例低于国际主要经济体。

但在2012年之后，我们开始扩大国内需求。事实上，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工业比例下降，服务业比例上升。绝大多数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都在服务业工作，不像以前主要在工厂工作。由于服务业对人民的收入回报要高得多，大量的制造业劳动力也流向了服务业。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收入比例上升，消费比例自然上升。我们正处于从努力工作到适度享受的发展阶段。因此，从提高消费质量的角度来看，扩大国内需求的战略规划是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即消费升级，这可能比简单地提高消费比例要高GDP比例更有意义。

2012年，包括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仍然从发展和结构转型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外部需求受到了影响，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必须依靠扩大国内需求，这本质上是一个GDP增长，提高人均水平GDP概念。但现在我们应该从消费质量和生活质量出发，这也可以与共同的富裕战略联系起来，使高质量的发展能够为人们创造一个适度的享受环境，使社会更加丰富多彩和充满活力。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我们三代人一直在努力勒紧腰带。但现在人们对高质量、适度享受生活的需求以及新一代年轻人对工作和生活的看法都非常不同。所以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该改变，政府的政策也应该改变。我们扩大国内需求的战略规划也正在适应这一新趋势。

扩大发行消费券的规模

观察者：2022年12月3日，您与6位经济学家发起了《关于开放经济活动的建议》，并提出了7项关键建议。不久，12月6日，中央最高决策层讨论了2023年中国经济，并于12月7日发布了10项新的防治措施。在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有几项主要任务包括你提到的建议。你的意见引起了注意吗？或者在那段时间里，严峻的经济形势使放松防治政策和把握经济成为共识？为什么呢？

姚阳：我们六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特别是当时的疫情控制相对严格，所以我们希望看到逐渐开放，我们的建议最终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吸收，我们不知道。

但我认为我们的建议可能是大多数人都愿意看到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吸收了全国各级的声音和主张，我们只是众多声音之一。

当时主张继续封锁控制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病毒对人体的伤害完全等同于普通感冒后的释放。病毒或传染病专家告诉我们，我们可能要等到2023年6月。这意味着封锁控制将持续半年多。人们受不了吗？经济能承受吗？这需要时间来选择。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病毒传播得太快，无法预防。经过权衡，我们的防疫政策最终从预防感染转变为预防严重疾病。